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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戏曲在明朝的发展

中国戏曲在明朝的发展



明清传奇是由宋元南戏发展而成的戏曲形式。它在产生于元末,在明初流传,到了明嘉靖年间兴盛,至万历而极盛,并延至明末清初,作品之多号称“词山曲海”。

由于明代社会各阶层对戏曲的普遍爱好,昆山腔和弋阳诸腔流行于广大的城镇与乡村。皇室宫廷、贵族与士大夫的府邸以及民间的庙会草台,对有频繁的演出活动。明代宫廷的演出,前期主要由“教坊”承应;到万历间,内廷专设“四斋”、“玉熙宫”等演剧机构。有时也召市井戏班进宫演出,以资调剂。贵族与士大夫府邸多私蓄“家班”,有的还演出自己编写的剧本。

他们为争奇斗胜,往往亲为演员解说指点,精心排练,在表演方面对演员提出极严格的要求,艺术上达到较高的水平,对戏曲舞台艺术的发展,有一定的推动作用。民间的演出,有水陆舞台;戏班中拥有不少技艺高超的昆、弋诸腔艺人。此时戏曲的演出,远远超越宋元阶段勾栏瓦舍与路歧作场的规模。

在音乐方面,不同的声腔具有不同的特色。如昆山腔集南北曲之大成,充分发挥了南曲流丽悠远、委婉细腻的特长,又适当吸取北曲激昂慷慨的格调。各种官调曲牌的搭配,场次的安排,更加规范,同时广泛地运用借宫与集曲,使曲牌联套体的结构方法,更加完整和富有表现力。演员的演唱技巧日益讲究,要求“唱出各样曲名理趣”,达到性格化、戏剧化的高度。这些都是剧作家、艺术家们长期在昆曲演唱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,并成为中国民族声乐的重要遗产。昆山腔伴奏乐器的配置和乐队场面的组织,也更为丰富、完备,使演出能在规定情景和节奏中进行,为后世戏曲声腔与剧种的乐队伴奏,树立了楷模。

弋阳诸腔的音乐,则是在“字多音少,一泻而尽”的基础上,创造出“帮腔”和“滚调”。“帮腔”是独唱与合唱结合的声乐艺术,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弋阳诸腔演唱时无乐器伴奏的不足,同时也丰富了演唱的形式,起渲染人物感情、烘托环境气氛的作用。“滚调”是以“流水板”,诵唱通俗易懂的唱词,既增加了音乐节奏的变化,也有助于更加酣畅地表达曲情。

弋阳诸腔绝大多数只用锣、鼓等音响效果强烈的打击乐器作为衬托,这同多在村镇庙宇、广场为人数众多的下层群众演出的条件有关,也与弋阳腔前期作品内容偏重于人物众多、场面热闹的历史剧有密切的联系,所以弋阳诸腔在整体风格上显得高昂奔放。这些对后来高腔腔系剧种的音乐有深远的影响。

在表演艺术方面,脚色分工的细致,无疑是这一时期表演艺术丰富与提高的重要关键。特别是昆山腔,从南戏的7个脚色发展为“江湖十二脚色”,使演员得以专心致力于某种类型和某个人物的创造,探索内心,揣摩性格。各行脚色的表演艺术都有独特的发挥,艺术家们创造了许多鲜明的典型形象。

总结昆山腔表演艺术经验的《梨园原》(《明心鉴》)所提出的“身段八要”、“艺病十种”等,标志着昆山腔表演艺术的严格要求。弋阳诸腔的表演虽不如昆山腔那么精致,却也有它们不容忽视的成就与风格。如演唱时重视观众的接受能力,努力运用生动的念白活跃舞台的气氛,加强表演的戏剧性和动作性,避免某些传统南戏剧目中单一的抒情。

从祁彪佳《远山堂曲品》中若干条目的记载说明,弋阳诸腔的演员也很重视人物内心的刻画,往往“能令观者出涕”。而因历史剧演出的需要采用民间武术与杂技展示的战争场面,更以炽烈粗犷的色调,别具一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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