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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在抗战时期为何会成为陪都

重庆在抗战时期为何会成为陪都



1931年9月18日,日本对东北军悍然发动进攻,整个东北地区就此沦陷。此时,国府已意识到日本的野心绝对不止在东北,并且中日之间全面爆发战争只是时间问题,因此国府已做好了迁都准备。那么,国府为何会选择重庆作陪都呢?

鲜为人知的是,国府迁都重庆之前,还曾经迁都洛阳。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,1932年1月又挑起“一·二八”事变,大举进攻上海,兵锋直指南京,国府不得不仓促迁都。

当时考虑了5个城市,分别是北平、武汉、西安、重庆和洛阳:

1,由于北平离日军占领的东三省太近,故而被排除;

2,武汉是长江流域的重镇,日军舰船经常通过长江进入内陆腹地,炮火威胁武汉安全,也被排除;

3,西安是因为当时铁路还没通,交通很不方便,也被排除;

4,重庆本来是合适的,但当时四川处于军阀混战(重庆归四川管),南京根本掌控不了川蜀,所以也没法选。

4,洛阳交通便利,又是古都,故而被定为行都。

在日军炮火的威胁下,国府不得不仓促迁都洛阳。各个机构的高官大员,挤在简陋之地办公,条件实在很艰苦:没有电灯,没有洋楼,没有马桶,没有西餐,出门也很少有汽车。这对于高官大员们来说,是难以忍受的。

所以,1932年5月中日签订《淞沪停战协定》后,蒋校长迫不及待带着主要高官回到了南京,但各个机构留下了一些工作人员。当年12月,正式举行“还都典礼”。整个迁都洛阳的过程,因为蒋校长和其他主要高官在洛阳的实际停留时间很短,因而此次迁都少有人知。

到了1935年,四川军阀混战问题稍好,趋于稳定。蒋校长派了一些精干人员前往四川调查,准备将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,为将来迁都作准备。当时全面抗战并未爆发,蒋校长有此考量,不难看出两点:

第一,蒋校长确实没有做投降日军的准备,即使南京沦陷,也要迁到大后方去继续抗战;第二,蒋校长对中日之间的国力军力对比很清楚,知道一旦开战,南京会很快陷落,信心不足。

考察组来到四川考察陪都,有两个选项:成都和重庆。考察组对比了两座城市的情况:

1,成都作为四川省府,自古以来就是西南较为发达地区。然而进入近代以后,既没铁路,也没航运,交通建设严重滞后,导致城市发展很缓慢。

2,与成都相比,重庆更具有陪都的优势。当时,重庆有长江航运的天然优势,交通非常便利。在淞沪抗战时,东部沿海的大量工业设备就经航运迁到了重庆。而且重庆四面环山,地形上易守难攻。只要守住长江,日军就很难攻过来。而且重庆多山多雾,可以有效缓解日军飞机的轰炸,也能多少弥补一些制空权的缺失。

两相比较,蒋校长最终将重庆确定为陪都。

实践证明,选择重庆作为陪都是有道理的。全面抗战爆发后,四川王刘湘大力支持抗战,并无掣肘。抗战初期,国军接连遭受重大失利,国难之际,刘湘没有排外,多次邀请蒋校长迁往重庆,做好持久抗日的准备。蒋校长一是确实没办法坚持了,二是也有经营西南的想法,于是决定迁都重庆,中国抗战史上有了这一段苦难的历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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