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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的主要成就及思想

司马迁的主要成就及思想



作品

出狱后,司马迁改任中书令,发愤撰写史书,亦欲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,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——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最初没有书名,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,东方朔佩服不已,将其命名为《太史公书》,后世称《太史公书》为《史记》。

“史记”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,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。但后来因为《太史公书》的影响,大约在东汉时期,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。司马迁完成《史记》后,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,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,流传后世。

《史记》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郑樵称:“六经之后,唯有此作”。鲁迅称誉《史记》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说:“司马迁参酌古今,发凡起例,创为全史,本纪以序帝王,世家以记侯国,十表以系时事,八书以详制度,列传以志人物,然后

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,总汇于一编之中。自此例一定,历代作史者,遂不能出其范围,信史家之极则也。”

货殖思想

司马迁《货殖列传》的开篇,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,而且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“顺应自然”、“无为而治”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。

开篇所引《老子》曰:“至治之极,邻国相望,鸡狗之声相闻,民各甘其食,美其服,安其俗,乐其业,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:“必用此为务,挽近世涂民耳目,则几无行矣。”这段引文省去了《老子道德经》原文中“小国寡人,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,使人重死而不远徙。虽有舟舆,无所乘之;虽有甲兵,无所陈之。使民复结绳而用之”几句,并补入了“至治之极”四个字,由此可见司马迁对《老子》这段话的重视,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——“必用此为务”。

在这里,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,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。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,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“小国寡人”和奴隶社会“使民”如何的思想,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“与时迁移”思想(《史记太史公自序》)。

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,其核心是天道自然,要旨是人民的足欲。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“天下为公,选贤与能,讲信修睦”(《礼记·礼运》)的大同理想相并论,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,而前者重自然演进。王充在《论衡命禄》中引用“太史公曰”,进一步概括了司马迁的“天道自然观”思想。太史公曰:“富贵不违贫贱,贫贱不违富贵。”“夫富贵不欲为贫贱,贫贱自至;贫贱不求为富贵,富贵自得也。春夏囚死,秋冬王相,非能为之也;日朝出而暮入,非求之也,天道自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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